为何三家分晋是春秋和战国的分界线？

公元前770年，周朝迁都洛阳，周室自此开始失去对于诸侯的掌控力，史称东周。而有趣的是，史学界又将东周划分为两个时期——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03年为春秋；公元前403年到公元前221年为战国。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以发生在公元前403年的“三家分晋”，作为春秋和战国的分界线。那么春秋和战国到底有何区别，三家分晋又为何如此重要？

分封制

要厘清三家分晋对于东周的影响，我们先要从周朝的制度——分封制说起。

不同于之后秦朝采用的郡县制，周朝采用的分封制对于基层缺乏有效的管理能力。简单来说，分封制是一种层级承包制度——天子分封诸侯，诸侯管理大夫，一级一级向下延伸，实现权力的向下传递。但分封制有一个致命问题——大夫为诸侯负责，却不为天子负责，士为大夫负责，却不为诸侯负责。也就是说，中央王朝无法实现对于地方基层的直接管理。

而西周之所以采用分封制，更多是一种政治和军事上妥协的结果。武王灭纣后，无法将殷人的势力彻底铲除，所以将纣王之子武庚封于原来之殷地，稳定殷人的势力，巩固统治。

西周分封制的本质，可借柳宗元的《封建论》加以说明:

夫殷、周之不革者，是不得已也。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，资以黜夏，汤不得而废；归周者八百焉，资以胜殷，武王不得而易。徇之以为安，仍之以为俗，汤、武之所不得已也。夫不得已，非公之大者也，私其力于己也，私其卫于子孙也。

由此可见，周朝的分封制度，实际上是基层地方社群政治权利的延续。

礼的意义

由于分封制的天然弊端，导致周朝的统治存在先天的缺陷——一方面，地方诸侯的成长剥夺了周室的活力和资源，削弱了周室的统治力；另一方面，周室需要强有力的地方诸侯来拱卫，保证国家的安全。

为了保证王室的权威，使地方诸侯贯彻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和政治意图，周朝建立了以礼为核心的政治文化。通过礼仪制度，一方面加强了地方诸侯对于周天子的向心力；另一方面强调了等级观念，防止以下犯上，尾大不掉的情况发生。司马光甚至在《资治通鉴》中，明确说道：

臣光曰：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，礼莫大于分，分莫大于名。何谓礼？纪纲是也；何谓分？君臣是也；何谓名？公、侯、卿、大夫是也。

夫礼，辨贵贱，序亲疏，裁群物，制庶事。非名不著，非器不形。名以命之，器以别之，然后上下粲然有伦，此礼之大经也。

礼崩乐坏

春秋时期，周室的威望和地位已经严重下滑，诸侯们开始各自为政，不再听从周天子的号令。但此时的周天子，对于周朝的社会秩序依然有着重要的价值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
其一、周天子的册封对于诸侯的地位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。霸主需要受到周天子的册封，其地位才会得到广泛的认可。

其二、周朝所形成的礼法制度依旧拥有强大的约束力。如子弑父、臣弑君的行为，往往会受到舆论的谴责，甚至其他国家可以以此为由，干涉内政。这种礼法制度作为社会普遍的认可道德，很大程度上维持着社会秩序。

其三、周室的存在对各大诸侯形成制衡。春秋初期诸侯列国共一百四十多个，经过连年兼并，到后来只剩较大的几个。大的诸侯国之间虽然时有战乱，但都共尊周室，一旦对周室不敬，必然被群起而攻之。这种平衡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周室的安全和名义上的最高地位。

此时的周室虽然失去了强大的军事能力，却依然享有法理上的最高地位。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虽能够挟天子已令诸侯，却依然要打着“尊王攘夷”的旗号，不敢有所僭越。而三家分晋的发生，彻底打破了周朝的礼法，致使周天子的最高地位名存实亡。

三家分晋，顾名思义，就是韩赵魏三家，瓜分了当时的晋国。在三家分晋之前，晋国就已经被三家卿大夫把持，类似事件在春秋中也是屡见不鲜。但是由于礼法的限制，卿大夫即使势力再强大，也无法得到周天子的册封，取代诸侯的地位。周威烈王却承认了三家的地位，将晋大夫魏斯、赵籍、韩虔册封为诸侯，自己打破了礼法限制。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有极其精彩的评论：

今晋大夫暴蔑其君，剖分晋国，天子既不能讨，又宠秩之，使列于诸侯，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。先王之礼于斯尽矣。或者以为当是之时，周室微弱，三晋强盛，虽欲勿许，其可得乎？是大不然。夫三晋虽强，苟不顾天下之诛而犯义侵礼，则不请于天子而自立矣。不请于天子而自立，则为悖逆之臣。天下苟有桓、文之君，必奉礼义而征之。今请于天子而天子许之，是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也，谁得而讨之！故三晋之列于诸侯，非三晋之坏礼，乃天子自坏之也。

周天子作为礼法制度的维护者、仲裁者和受益者，其册封三晋的行为直接导致了周朝社会制度的崩溃。自此之后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登上舞台，成为时代的主旋律。